从汽车东站新塘路往南，不到两百米就是严家弄。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哪里想得到八十年前这里只是杭州城外的一个小村庄。

村中有一大户人家，周围农民都叫这户人家—“墙里”。 “墙里”姓沈，沈家这所宅院建于1840年之前，五开间，七进深的格局颇大，但到了1900年，沈家已经没落。这年10月30日，“墙里”迎来一个小生命，这是沈家的第二个儿子，做郎中的父亲为小儿子取名沈乃熙。沈乃熙就是后来的夏衍。

夏衍三岁时，父亲突然中风去世。沈家的经济状况更是一落千丈，日子过得越来越困难，哪里还拿得出钱来维修宅院，房子破损得更厉害了。以后夏衍的读书，也全靠亲友接济。

1920年秋天，“墙里”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沈家小儿子要去日本留学了。这无疑是一件大事。那时，因为交不起学费，夏衍去染坊做了学徒工，母亲也只能暗自叹息。想不到，儿子可以公派出国留学，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。

这天，一家人早早起了床，吃了早饭，夏衍要动身了。他身着新做的学生装，手提小藤箧，陪他走出门来的母亲还在不断叮嘱着，儿子的心却已飞向远方。在墙门口和母亲告别后，他头也不回地走远了。这一年夏衍20岁。

他沿着村外的卵石路，步履轻快而急促。与夏衍同行的有几个同学，他们约好了在城站火车站会合，一起乘火车至上海，再换乘轮船去日本。卵石路两旁大片的桑林摇曳着绿色光影，夏衍感到一丝轻快。从沈家到城站火车站十几里的路并不是太远，要路过昙花庵，从昙花庵边拐弯不远处有一座供路人歇脚的凉亭叫景芳亭，过了景芳亭就是庆春门。此时再回身看时，村庄已掩映在桑林中了，只有沈家高高的封火墙，远远的还能看到。

在桑林中穿行，夏衍的心里虽然有些忐忑，可能更多的还是憧憬。他不会想到，这一次离家，以后六十年里，他只有两次回到这个家，一次是1923年8月，从日本回来，那天天很热，进了家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。1936年初夏那次回家，母亲已经去世，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城站，不过几个小时，就有“尾巴”跟着了。没有办法只好摸黑匆匆离家，站在庆春门外，向老屋的方向最后看一眼，只见天空是黑漆漆的，正酝酿着一场大雨。

他也肯定想不到，几年后，学工科的他会走上舞文弄墨的路，办报纸、当记者，写剧本、写小说、拍电影，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。

夏衍从这条卵石路上走向外面的大世界。解放后定居北京，对这个破旧的宅院仍有多多的牵挂，那个大庭院，那个池塘，那片果林，还有他在院内翻石板捉灰鳖虫、在后院捉金龟子的童年生活。这些童年的小事情，与他整个壮阔的人生相比本来不值一提，但竟在晚年成了他回忆的亮点。